第七章 圣经¶
无论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都是藉着圣经使我们得知的。
要紧的是清楚看明二者之间的分别与关联。一面，启示与圣经之间有重要的不同。启示有时远在它被记载之先就存在了；例如在摩西以先固然有启示，却还谈不上有圣经。那启示往往也远比后来被写下来的多得多；先知的书，例如阿摩司的书，往往只是他们口头向同时代人所说之话的简短撮要；旧约的许多先知、新约的许多使徒——他们全都是特殊启示的机关——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甚至论到耶稣，圣经也明明记着，他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多到一个地步，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0:30；21:25）。反过来，神在他的先知与使徒执笔之际，也可能向他们显明某些事，是他们自己此前所不知、因而也无法预先向别人宣讲的。例如，约翰在拔摩海岛所领受关乎将来的启示，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情形。
所以，圣经不是启示本身，乃是那启示的记载、档案，是启示可以从中被认识的凭据。然而，人称圣经为启示的档案时，须防另一种错误。有人不但把启示与圣经加以区分，还把二者彼此分离、割裂。他们固然承认神在那先于圣经的启示中以特殊的方式作过工；但他们进一步这样设想：仿佛那启示的记载全然被交给当事人自己，是在神特别的护理之外进行的。这样，圣经固然仍是启示的档案，却是一份偶然的、有缺陷的档案，以致我们必须大费周章，才能从圣经里判定哪些属、哪些不属特殊启示。站在这立场上，人就在"神的话"与"圣经"之间作出很大的区分，并且偏爱这样的说法：圣经不是神的话，乃是神的话包含在圣经里。
这种设想，先天地、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除了它把话语与文字的关系看得太机械之外，它也忘了：神既愿赐下一种特殊启示——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见，这启示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即基督里是为全人类而定的——他就也必定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藉文字把这启示无讹地保存、并普遍地传开。文字在一般意义上也正是尽这样的职用。写下来的话与说出来的话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消散在空气中，而是留存；它不像口传那样被讹传，而是保持它的纯正；它不局限于听见它的那少数人，而能扩及万邦、贯于万世。文字使说出的话得以持久、免于讹变、并成为普及的。但这一番出于人的推理，我们不必再停留其上。那种设想——特殊启示固然出于神，圣经却是在他特别看顾之外产生的——与圣经自己的见证正相冲突。圣经一再、明明地宣称：它连作为"圣经"也是神的话。圣经固然与那先于它的启示有别，却不与它分离。它不是人为的、偶然的、随意的、有缺陷的、对启示的附加，乃是启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启示的收束与完成，是它的房角石与顶石。
要看明这一点，只需留意圣经所含以下几样清楚的见证。
第一，神屡屡吩咐众先知，把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不但口头传达，也要用文字记下。在出埃及记十七章14节，摩西从耶和华领受命令，要把与亚玛力争战并得胜的记述——这对以色列意义重大——记在那为记念神拯救作为所定的册子里。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3、4、7节和三十四章27节，他被吩咐把神与以色列立约所照的典章律例写下来。而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漂流将尽、来到摩押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时，圣经明说摩西照耶和华的吩咐记下以色列人的行程（民33:2）。至于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所唱的歌，耶和华也特别说，要把它写下、放在以色列人口中，好叫它日后在背道的日子作见证攻击他们（申31:19,22）。这类记下所领受启示的命令，后来在先知那里也出现（赛8:1；30:8；耶25:13；30:2；36:2,27-32；结24:2；但12:4；哈2:2）。这些命令虽只涉及圣经的一小部分，却把这一点显在光中：那严严吩咐人不可在他话上有所增删的神（申4:2；12:32；箴30:6），也把他特别的看顾延及启示的成文记载。
第二，摩西与众先知清楚地自知：他们不但在说话中、也在写字中传讲神的话。摩西不但以特殊的方式被召作以色列民的领袖（出3章），耶和华也与他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33:11），并把他一切的典章律例向他显明。每逢一条特别的律法，都以这样的引言起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或"那时耶和华对摩西说"（出6:1,9,12等）。整个颁律，在摩西的书里、并贯穿整本圣经，都归给耶和华。他将他的话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诗147:19,20；103:7）。照样，众先知不但自知是被耶和华所召（撒上3章；赛6章；耶1章；结1-3章；摩3:7,8；7:15）、从他领受了他们的启示（赛5:9；6:9；22:14；28:22；耶1:9；3:6；20:7-9；结3:16,26,27；摩3:8等）——阿摩司所说的，是他们众人的确信："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摩3:7，参创18:17）——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写字中所传讲的，不是自己的、乃是耶和华的话；正如摩西之于他的律法，他们也一再以这样的套语引出他们特定的预言："耶和华如此说"，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或"某人所见的异象、所得的默示、所受的默示（神谕）、所得的重担"（赛1:1；2:1；8:1；13:1；耶1:2,4,11；2:1；结1:1；2:1；3:1；但7:1；摩1:3,6,9等）。
第三，还有新约的见证。耶稣与众使徒固然屡次以摩西、以赛亚、大卫、但以理之名引用旧约的话（太8:4；15:7；22:43；24:15）。但他们同样常用这样的套语："经上记着说"（太4:4），或"经上说"（约7:38），或"神说"（太12:26），或"圣灵说"（来3:7）等。藉这种引用方式，他们清楚表明：旧约的圣经虽由不同部分组成、出于不同的作者，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连它成文的形态也以神为其作者。耶稣与众使徒这确信，不但从旁、也直接以明白的话说出来。耶稣宣称，圣经是不能废的，即不能被解除、被夺去它的权柄（约10:35），并且他本人、就他自己而言，也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来成全（太5:17；路16:271）。使徒彼得说，先知的话更是确实、可靠，如同灯照在我们脚前的路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约圣经里所含的预言，不是出于先知自己所作对将来的预告与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的圣者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彼后1:19-21，参彼前1:10-12）。保罗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见证说：那合成旧约的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当我们藉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去查考、诵读它的时候。因为凡包含在那圣经里的每一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theopneustos＝从神呼出、被他所吹入的），因此也于教训、督责（使人知罪、责备）、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
第四，最后，论到新约的圣经本身：耶稣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他拣选、呼召、装备了他的使徒，好叫他们尤其在他离世之后，在世人中间作他的见证（太10:1；可3:13；路6:13；9:1；约6:70）。他为此以特别的恩赐与能力装备他们（太10:1,9；可16:15及下；徒2:43；5:12；罗15:19；来2:4），特别是以圣灵——这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约14:26），也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他们，如此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约16:13）。所以，其实不是使徒自己为基督作见证，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藉着他们作耶稣的见证登场（约15:26,27）。正如圣子来是要荣耀父（约17:4），照样圣灵来是要荣耀圣子，为此把他一切所说所行的都从圣子那里领受（约16:14）。
使徒要把基督这见证带出去，不单带给他们本族、本时代的人，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乃要带给凡受造的、直到地极（太28:19；可16:15；徒1:8）。在这"往普天下去"的托付里，并没有直接、明明地含着"也要用文字为耶稣作见证"的命令。但那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既要在基督里临到全人类，福音若不被记载、如此保存到万世、传及万邦，就达不到这归宿。所以使徒们在他们的宣教工作中也这样被圣灵引导，以致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拿起笔，藉福音书与书信为那在基督里显现的、满有恩典与真理的丰盛作见证。他们不但在口头的宣讲里、也在他们的著作里，自觉地要展开那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启示、并藉他的灵向他们显明的真理。
马太写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家谱之书，即他历史之书（太1:1）。马可述说福音怎样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开端、从他起源（可1:1）。路加要在殷勤考察之后、以有次序的记述，使提阿非罗确知那些在信徒圈中凭使徒见证已完全确定的事（路1:1-4）。约翰写他的福音，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我们信了，就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22），并在他第一封书信里同样说，他把他所看见、所听见、所观看、亲手所摸过关乎生命之道的传给我们，好叫我们与使徒相交，并使我们这相交也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壹1:1-3）。保罗确信：他不但是耶稣基督亲自召作使徒的（加1:1）、从他藉启示领受了他的福音（加1:12；弗3:2-8；提前1:12），也是用口与笔传讲神的话（帖前2:13；帖后2:15；3:14；林前2:4,10-13；林后2:17），以致凡传别的福音的，就当受咒诅（加1:8）。而正如众使徒把人接受或拒绝他们的话，与人的永生或永死相连，照样使徒约翰在他《启示录》末章，以重刑警告凡在这书上预言之话有所增删的人（启22:18,19）。
圣灵那藉以成就启示之成文记载的特别工作，通常以"默示"（灵感，theopneustie）之名来指称（提后3:16）。这默示在于什么，圣经藉自然界的类比与进一步的解释加以说明。一般而言，人有一种感受力，能把别人的意念纳入自己的意识、并在思路上受别人引导；一切教导与养育、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建立在这感受力上。这种把意念从别人传给我们，通常是藉记号或手势、藉说出或写下的话进行的。而在我们这一方，那些意念是以自觉、有意、往往也大费力气地被纳入我们的观念与思想、成为我们心灵生命的一部分。但催眠、暗示等现象证明：即使我们这一方没有任何自主的活动，观念与意念也能被输入我们的意识，并作为一种施行辖制的力加在我们的意志与行为上。人能藉这方式被贬为无意志的工具，只是执行别人（催眠者）所吩咐的。圣经与经验都教导：人以这同样的方式，也能受恶灵的影响与作用，以致他自己不再说话行事，乃在思想与行为上被恶灵所辖制；例如马可福音一章24节里，就是那污鬼藉着被鬼附的人说话、并认耶稣为神的圣者。
另一种可用来说明圣灵之默示的现象，是艺术家所谓的"灵感"。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与诗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所交出最好、最美的东西，不是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乃是归功于突然涌入的意念。这样的经验自然并不排除先前的探究与思索，天才并不使努力与勤勉成为多余。
但纵然钻研通常也是获得这类经验不可少的前提，它们却不单是它逻辑的结论或成熟的果子。在天才里面，始终有一种神秘、不可计量的力在运行。尼采曾写信给他的妹妹论到此说："你无法想象这类创作的那种力量；人满怀热切的振奋、狂喜与张力，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是领受。意念如闪电般落下。一切都以最高的程度不由自主地发生，如在一场自由感、独立感、力量感、神性感的风暴里；这就是我对灵感的经验。"
既然这类现象在人或艺术家寻常的生活里就已出现，那么一切反对"神对他受造物之思想与意志有一种感动作为"的理由就都不复存在了。神原以他的灵内住在一切受造之物里（创1:3；诗33:6；诗104:30），尤其是人，乃是被神的灵所造、被全能者的气所吹活的（伯33:4；诗139:1-16及下）；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8）。人的思想、意志、行为，即使在其罪恶的方向上，也在神的辖治之下；没有一件事在他的预知与旨意之外发生（弗1: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他衡量人心、并人一切的道路（箴5:21；16:9；19:21；21:2）。神以另一种、远为亲密的方式，以他的灵住在他儿女的心里；藉那灵，他领他们承认基督为主（林前12:3），使他们认识那白白赐给他们的事（林前2:12；约壹2:20；3:24；4:6-13），赐他们智慧与知识的恩赐（林前12:8），并照他的美意在他们里面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腓2:13）。
神的灵在世界与教会中这一切的作为，与临到先知和使徒的默示并不相同，却可用来说明与解释它。若神的灵在一切受造物中的内住与运行不只是名义上、乃是实在而真确的，若这同一位灵又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住在神的儿女里面，那么就再没有理由把那以"默示"之名指称的独特作为视为不可能或不大可能了。但那时也仍需分辨神的灵在世界与教会中的作为，与他在先知和使徒里的作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当我们把罗马书八章14节与彼得后书一章21节相比时，这区别就清楚显明。在前一处，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但彼得在所引的那节经文里宣称，神的圣者、即众先知，是被圣灵感动、因而产出了预言。圣灵的引导是一切信徒的份，在于悟性的光照、意志与情感的治理引导，藉此他们得着知识、意愿与能力去行神所喜悦的。圣灵的感动（催逼）却只赐给先知和使徒，在于一种激动与推动，要把他们所领受神旨意的启示向世人传出（旁注）。
默示的性质，还可由那屡屡出现的套语更进一步界定，就是旧约里所记载的，是耶和华藉（藉着）先知所说的（太1:22；2:15,17,23；3:3；4:14等）。希腊文在"耶和华"处用一个介词，标示他为所说之话的源头；而在"先知"处所用的介词则标示他们是神藉以说话的中介、机关。当经上说神藉他众先知的口说话时（路1:70；徒1:16；3:18；4:25），这就更加鲜明。所以圣经交给我们的教义是这样的：神、或说他的灵，才是他话语真正的言者、说者，但他在说话时以先知和使徒作他的机关。
然而，我们若从这表述推出"先知和使徒曾是无意识、无意志的机关、在圣灵手中只作一根'传声筒'"，就是全然误解了圣经。因为，其一，神向来尊重他自己的工作、绝不把他有理性的受造物当作无理性之物来对待；其二，圣经也断然驳斥那种对默示的"机械"看法。因为，众先知虽被圣灵感动，他们却也是自己说话的（彼后1:21）。他们所写下的话，也屡屡被当作他们自己的话来引用（太22:43,45；约1:23；5:46；罗10:20等）。他们为作先知或使徒的职分，往往从幼年就被分别、预备、装备（耶1:5；徒7:22；加1:15）。正如在领受启示时，他们在把启示成文记载时也完全保持自知；他们自己的活动不是被圣灵的感动所压制，乃是被它托起、加力、炼净；他们自己殷勤地去考察（路1:3），思索并追念他们从前所领受的启示（约14:26；约壹1:1-3），使用历史的资料来源（民21:14；书10:13等），如诗人般在自己的经历里找到诗歌的题材；而在合成圣经的一切著作里，各作者自己的禀赋与性情、自己的发展与教养、自己的语言与文风都显露出来。研究圣经使我们所认识的，不但是那独一的神的话，也是众圣经作者各不相同的位格。列王纪与历代志之间、以赛亚与耶利米之间、马太与路加之间、约翰与彼得与保罗之间，有何等的差异！
在这里，如同在神一切的作为里，从合一中显出多样，又从多样中显出合一。神既藉先知和使徒向我们说话，他就把他们整个的位格——那位格原是他自己所塑造的——纳入他的使用，使之成为他默示的、自知而自主的机关。所以这默示不带机械的、乃带"有机的"性质。
按这种对默示的领会，我们也能让圣经属人的一面完全得其应有之地。圣经不是一下子完整地从天而降的，乃是渐渐产生的。我们所用的旧约含三十九卷：五卷律法书、十二卷历史书（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五卷诗歌书（约伯记到雅歌）、十七卷先知书。这次序不是按年代的，因为许多历史书（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远比许多诗歌书与先知书为晚，而先知书中许多小的（如约珥书、俄巴底亚书、阿摩司书、何西阿书）比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些大得多的书更古。这次序乃是按内容的，把同类的书归在一处。这一切书的产生是渐渐发生的，历经许多世纪，在极不相同的境况下，藉极不相同之人的劳作而成。
在神学里有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研究某卷圣经是在何种境况下产生、由谁所写、写给谁等。因这学科被人滥用，它得了个不好的名声，人人都听说过所谓"批判把圣经一页一页地撕掉"。但滥用在这里也不废掉正用。为正确领会圣经的整体、并各部分，准确地知道它如何渐渐产生、每卷书在何境况下成书，是极其重要的。这方面的认识，长远看必使对神话语的解释得益。我们藉此学会看见：神的灵之默示，如何深而广地作用在神的圣者的生命与思想中。
许多世纪之久，直到摩西的时候，都没有圣经、没有成文的神的话存在。至少我们不知道有。就其本身而言，绝非不可能：在摩西以先，也已有对某句话或某事件的文字记载，是对特殊启示的历史意义重大、后来被摩西收进他的书里保存下来的。
不久以前，人还会把这说法斥为愚妄，因为那时人以为摩西的日子还不知有书写的技艺。但如今我们藉巴比伦与埃及的发现得着了更好的认识，知道书写不但远在摩西以先就为人所知，而且被广泛使用。
我们知道有历史与律法以文字保存下来，是在摩西以先数百年记下的。所以说"摩西作历史记述与律法时，也已使用更古的文字资料"，其中丝毫没有荒谬之处。例如创世记第十四章的记述，很可以是根据一份文字的传承。
但我们在此没有确切的把握；一般而言，可以说摩西以先没有成文的神的话。这却不是说那时没有神的话，因为特殊启示既在堕落后就立刻起头，那么在这意义上那时也已有一部"正典"，即信仰与生活的准则。人类从未没有神的话；从它最初的起源起，它就不但拥有神在自然与良心中的普遍启示，也拥有一种在话语与历史中的特殊启示。但那时神的话没有立刻被成文记载，乃是在各家庭、各世代中，由父母口传给儿女。在那古时，人类还小、享有高寿之福，血缘、家族之感、对往昔的敬重远比我们今日更有分量，这种传承方式足以纯正地保存并传扬神的话。
但久而久之，当人类扩展、堕入各样拜偶像与迷信时，这就不再够了。于是神的话的成文记载从摩西开始。也许已有文字的档案被他收进、整理；如前所说，我们对此没有确切把握，但当我们想到：在所谓摩西五经里，只在极少数几处提到摩西自己有文字记载（即出17:14；24:4,7；34:27；民33:2；申31:9,22），其可能性就增大了。所以很有可能：摩西五经的不同部分，有的先前就已存在，或由摩西自己、或由别人奉摩西之命、或在摩西死后由后人按他的精神整理并加进已有的部分。最后这一种，就"摩西之死"的记述（申34章）而言，从前是普遍被接受的；但就例如创世记十二章6节、十三章7节、三十六章31节及下之类的增补而言，也须延及别的段落。这对属神的权柄丝毫无损；圣经里屡屡出现的说法"摩西的律法"或"摩西的书"（王上2:3；王下14:6；玛4:4；可12:26；路24:27,44；约5:46,47），也不与此相驳。因为摩西五经仍是摩西的书或律法，纵然某些部分是他取自别的来源、奉他之命由他的官员写下、或由后人按他的精神整理。保罗通常也不亲手写他的书信，乃是叫人代写（林前16:21）。诗篇有时整卷都归给大卫，因他是诗歌的奠基者，虽然不同的诗篇并非出于大卫、乃出于别人。
在这摩西律法的根基上，即在神的约的根基上——神与列祖所立、在西奈向以色列坚定、并在摩西律法里"井然定规"的那约——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中，在圣灵的引导下，产生了三类圣洁的文学：预言、诗歌与智慧（chokma）。圣灵这些特别的恩赐，承接着闪族、尤其以色列民所特有的自然禀赋，却又超乎其上，在神国的事奉、并为全人类的益处上得着一个呼召。
预言早在亚伯拉罕（创18:17；20:7；摩3:7；诗105:15）、雅各（创49章）、摩西（民11:25；申18:18；34:10；何12:14）与米利暗（出15:20；民12:2）那里就已开始，但尤其是藉着并在撒母耳之后兴起，伴随以色列的历史直到被掳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先知书在希伯来文旧约里分为两大群：前先知与后先知。归在"前先知"名下的，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纪。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前先知"，是因它们由先知所写、并记述那些在后来著述先知之先的先知。
所以以色列中的先知，远不止其书保存在我们圣经里的那四大与十二小。上述历史书里满是先知的名字，有时极其详尽地记述他们的作为。它们讲到底波拉、撒母耳、迦得、拿单、亚希雅、示玛雅、亚撒利雅、哈拿尼、哈拿尼之子耶户、以利亚、以利沙、户勒大、撒迦利亚（犹大国众先知中头一位殉道者），以及许多别的、连名字也未记的（如代下25章）。这一切人都没有任何文字流传到我们。甚至时而提到先知的学校（撒上10:5-12；19:19及下；王下2:3,5；4:38,43；6:1），有许多先知的门徒在那里一同专心于属灵的操练与神治的事务。从这些学校里，大概也出了那先知式的历史记述，就是保存在约书亚记、士师记等书里的。尤其在历代志里，屡屡提到先知的历史著作（代上29:29；代下9:29；20:34等）。
那些作为记在历史书里的先知，如今常被称为"行动的先知"，以别于后来的著述先知。这称呼并非不对，只要人记得：一切先知，无论早晚，都是"话语的先知"。他们都说话、作见证；他们希伯来文的名"nabi"大概就已指明这点（出4:16；7:1），而先知宣讲的根本特征，在最古之先知的见证里就已含有。但较早时期的先知，与后来者在两方面有别：其一，他们把目光局限于以色列民内部的事，还未把别的民纳入视野；其二，他们更看重当下而非将来，他们劝勉与警告的话通常还有一个直接、实际的目的；那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大卫与所罗门治理期间、并其后相当长的时期，还存着以色列必守神的约、行在他道路上的盼望。
但当以色列在主前九世纪渐渐卷入外交、并不顾自己的呼召与归宿而任自己被卷入时，众先知就也把目光转向四围的列邦，不再在背道的当下、乃在神自己所要带来的弥赛亚将来里，期待神应许的完全成全。他们站在自己的守望楼上，望过大地的宽广与长阔，解释时代的征兆——不是照自己的领会与解释，乃是凭圣灵的光（彼前1:4；彼后2:20,213）——并按耶和华与他百姓所立那中心之约，来衡量以色列在宗教、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一切光景，以及以色列与别的民、与以东、摩押、亚述、迦勒底、埃及等的一切关系。然后他们众人各按其性情与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宣告那本质上相同的神的话：他们把以色列的罪与神的刑罚指明给它；他们以神约的不变、他信实的应许、他一切罪孽的赦免，安慰耶和华的百姓；并把众人的目光引向那喜乐的将来，那时神自己要在出于大卫家的王之下，扩展他对以色列、并对万民的治理。
由此，他们奉神名所传的话，就得着一种远超乎当下的意义。它的界限与目的不再在旧日的以色列，乃有一种扩及地极、惟有在全人类中才能成全的内涵与指向。于是预言之话如今也转入文字；从主前九世纪起，从约珥或俄巴底亚的日子起，众先知开始把他们宣讲的内容记下——有时是奉明明的属神之命（赛8:1；哈2:2；赛36:2），并带着清楚说出的用意：要叫他们这话存到末后的日子、永永远远、直到万代（赛30:8），并被后代承认为真实（赛34:16）。
与预言并行的是诗歌；它也是古老的。歌唱与音乐在以色列是受人喜爱的（撒上18:7；撒下19:35；摩6:5等）。各样主题的诗歌保存在历史书里：刀剑之歌（创4:23,24）、水井之歌（民21:17,18）、攻取希实本之歌（民21:27-30）、过红海之歌（出15章）、摩西之歌（申32章）、底波拉之歌（士5章）、哈拿之歌（撒上2章）、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之死所作的哀歌（撒下1章）、并为押尼珥之死所作的（撒下3:33,34）等；那被约书亚记十章13节、撒母耳记下一章18节所引的《雅煞珥书》，似乎含有许多诗歌。此外，先知书里也有许多诗歌，例如以赛亚书五章的葡萄园之歌、十四章讥诮巴别倾覆之王的歌、三十八章9节及下希西家的诗、约拿书二章约拿的祷告、哈巴谷书三章哈巴谷的颂赞等。这些诗歌许多与诗篇密切相关，在此不知不觉地过渡为诗篇。预言与诗歌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联，甚至在形式上也显出来：二者都出于圣灵一种大能的默示，都把自然与历史的整个世界纳入视野，都凭神话语的光观看万事，都归结于弥赛亚之国的宣告，都使用诗的语言与形式。当诗人被引入神旨意的奥秘时，他就成了先见；当先知在神的应许里畅快他的心时，他就发出诗篇的调子（代上25:1-3）；亚萨称为先见（代下29:30），大卫在使徒行传二章30节称为先知。
但二者仍有分别。诗歌之作，藉上述诸歌、尤其米利暗之歌（出15章）、摩西之歌（申32章）与摩西之诗（诗90篇）而得预备，然后在撒母耳之下耶和华崇拜复兴之后，在大卫——以色列美歌者（撒下23:1）——里达到最高的兴盛。大卫式的诗歌含有那些根本形式，后来在所罗门、约沙法、希西家之下、并被掳之时与之后所作的诗歌都照它而行。大卫的诗篇如今在诗篇七十二篇的后记里都被称为"祷告"。而这正是一切诗篇所特有的性质。它们彼此差异甚大，时而是赞美感恩之歌，时而是哀哭恳求之歌；有时更偏颂赞，有时更偏哀歌，有时内容更偏先知-教训性；它们时而歌颂神在自然中的作为，时而歌颂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它们涉及过去、当下，也往往涉及将来。但一种祷告的姿态，始终为诗人所特有。预言时，圣灵降在某人身上、临到他并使他敏捷有力；这同一位灵却引导诗人进入他自己心灵经历的深处。诗人自己心灵的境况，始终是他诗歌的缘由。但那心灵境况，乃是被耶和华的灵自己所塑造、所培育的。
大卫若不是那具有那种性情、那种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就不会是以色列的美歌者。那心灵境况、并它一切丰富多样的忧伤与惊惧、试探与攻击、逼迫与拯救等，构成琴弦，神在自然与历史、在设立与宣讲、在审判与拯救中一切客观的话语与作为，就在其上奏出旋律。如此在主体里、在神客观的启示与他主观的引导之间所得的和谐，被诠释为诗歌——这诗歌如同在神面前唱、为他的荣耀而发，呼召一切受造物同来应和这赞美，唱到天上地下众人都同唱，因此为万世万代找到了对心灵生命最深经历最丰富的诠释。诗篇教我们说出：神因他在基督里的启示，藉他的灵在我们心的隐密处所使我们经历的是什么。为这意义，它们不但由诗人说出，也被记载，从而放在历世历代教会的口中。
在预言与诗歌之外，还有智慧（chokma），即箴言文学、或智慧之教。它也在自然的禀赋上有它的根基，如约坦的寓言（士9:7及下）、参孙的谜语（士14:14）、拿单的比喻（撒下12章）、提哥亚妇人的举动（撒下14章）等所显的。但它尤其藉所罗门（王上4:29-34；箴10-22；25-29）得着它神圣的性质，然后在别的智者的箴言（箴22:17及下；30-31）、并进而在约伯记、传道书、雅歌里，延续到被掳之后很久。预言展开神的旨意，如它在以色列与列邦的历史中所显；诗歌诠释这神旨施行在敬虔人心灵中所激起的回响；智慧则把这神旨与实际的生活行事相连。它也立在属神启示的根基上；它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出发点（箴1:7）；但它不把这启示与列邦的历史、也不与自己的心境经历相连，乃把它引入寻常、日常生活的实践——男与女、父母与儿女、友谊与往来、职业与营生的生活。它站得不像预言那么高、望得不像预言那么远；它降得不像诗歌那么深；但它留意人生命运的一切变迁——人有时在其中疑惑动摇、几乎沉沦——又藉着对神护理之公义的信心，把人重新托到其上。如此它得着一种普世-属人的意义，并在圣灵的引导下被存于圣经中，直到万世。
那在摩西的书里原则性地被把握的启示、律法、神的旨意，在旧约的日子里，在先知的宣讲、歌者的诗歌、智者的教诲中臻于完成。先知是头，歌者是心，智者是手。
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在旧约之下就此为以色列、并为全人类成全了它们的呼召。而在基督里，这份圣洁文学无价的宝藏，成了全世界的公有之物。
正如成全与应许相配，新约的圣经也承接旧约。一者没有另一者就不完整；旧约要到新约里才显明，而新约按其核心与本质早已隐藏在旧约里。它们彼此的关系，如底座与雕像、如锁与钥匙、如影儿与实体。"旧约"与"新约"这名称，起初指恩典之约在基督之前与之后、神赐给他百姓的两个时代（耶31:31及下；林后3:6及下；来8:6及下），但渐渐被移用于对这两个约之时代作记载与解释的著作。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7节，那作为神与以色列立约之宣告的律法，就已称为"约书"（参王下23:2），而保罗在林后三章14节已说到"念旧约"，因此他想到的是旧约诸书。照这些先例，"约"这词渐渐用于圣经里那些对新旧恩典时代作解释的著作或书卷。
新约也如旧约，由不同的书组成；它含五卷历史书（四福音与使徒行传）、二十一卷教义书（众使徒书信）与一卷先知书（约翰的启示录）。但旧约三十九卷是在一千多年的时程里产生的，新约二十七卷却全都写于我们基督纪元第一世纪的后半叶。
四福音在新约里占首位，但这次序不是按年代、乃是按内容的。虽然众使徒的许多书信更早，四福音却排在前面，因它们讲论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而这构成此后一切使徒工作的根基。"福音"一词起初完全一般地指一个令人愉快、欢喜的信息；在新约的日子里用来指耶稣基督所传的喜信（可1:1等），后来才被伊格纳修、游斯丁等教会作者移用于那些以基督这喜信为内容的书或著作。
我们新约的最前面放着四卷这样的福音书。但这四卷著作并不含四个不同的"福音"或喜信，因为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可1:1；加1:6-8）。乃是那独一的福音、那独一的救恩喜信，被四个不同的人以四种不同的方式记述，以四种样式向我们展示、从四个不同的视角摆在我们眼前。这领会表达在我们福音书的标题上。它们被标为那独一的福音，只是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种不同的记述。人这样说，并非要表明我们的四福音其实不出于这四人、只是对他们著作的改编；乃是藉此表达这思想：在四福音里，那独一的福音、那独一关乎基督位格与工作的图画被记述出来，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因此古教会也把四位福音书作者比作《启示录》四章7节里的四活物：马太比作人，马可比作狮子，路加比作牛犊，约翰比作鹰。因头一位福音书作者照基督的人性、第二位照他的先知面、第三位照他的祭司面、第四位照他属神的一面描绘基督。
马太，就是那被基督拣选作使徒职分的税吏利未（太9:9；可2:14；路5:27），据爱任纽说，原用亚兰文、约在主后62年、在巴勒斯坦、特别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犹太基督徒写他的福音，要向他们证明耶稣真是基督、旧约一切预言都在他里面应验了（太1:1）。
马可是马利亚的儿子（徒12:12），马利亚在耶路撒冷大概有自己的房子（可14:14；徒1:13；2:2）；他先事奉保罗，后也事奉彼得（彼前5:13），据传是被罗马的基督徒邀请，写一份关乎福音藉耶稣基督起源的记述（可1:1），因他藉着在耶路撒冷的居留、并与彼得的交往对此十分熟悉。他大概在罗马、约在主后64-67年间应了这请求。
路加，保罗所称"所亲爱的医生"（西4:14），大概出于安提阿，早在主后40年就属那里基督的教会。他是保罗的旅伴与同工，至终忠于保罗（提后4:11）。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不但记基督的生平与工作（在他的福音书里），也记福音在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直到罗马最初的传开（在使徒行传里），约在主后70-75年，并把它献给一位名叫提阿非罗、地位显要、对福音感兴趣的人。
这三卷福音书彼此密切相关。它们承接那在最初门徒圈中流传、关乎耶稣之教训与生平的传承。第四卷福音书带着另一种性质。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在耶稣升天后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与雅各、彼得同为教会的三根柱石（加2:9）。后来他离开耶路撒冷，晚年到以弗所、作保罗的继任者，从那里在多米田皇帝治下、于主后95-96年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并于主后100年作为殉道者而死。约翰不是在宣教工作中强烈站在前台的人。他不建立新的教会，乃要保守已有的教会持守对真理纯正的认识。到世纪之末，教会的处境也渐渐两样了。关乎基督教会与以色列、与律法、与割礼之关系的争论已经过去。它就着犹太教已达到独立的存在，如今越发深入希腊-罗马的世界。在那里它与别样的思潮、尤其与初起的诺斯底主义相接。如今约翰的用意，是要引导教会安全地穿过这敌基督之思潮的危险——就是那否认道成肉身的思潮（约壹2:22；4:3）。面对那敌基督的思潮，约翰在他那些全都写于主后80-95年的著作里，描绘基督作为道成肉身之道的完全图画。在他的福音书里，他表明基督在世行走时是这样的；在他的书信里，表明他如今在教会中仍是这样的；在启示录里，表明他将来也要是这样的。
新约里迄今所论的这一切著作，都是在圣灵引导下有它们历史的缘由。保罗、彼得、雅各、犹大别的著作也是如此。众使徒在耶稣升天、并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之后，不但出去在犹太人与外邦人中传福音，也与那藉他们的话所栽立的众教会保持相通往来。
他们领受关乎众教会属灵光景的口头或文字消息，关切它们的兴旺，把众教会的看顾担在他们使徒的心上（林后11:28）。于是他们看自己被召，尽可能亲身探望，或藉书信按它们的需要劝勉或安慰、警戒或激励，并循这一切途径把它们更深地引入那合乎敬虔的真理。
正如他们整个的使徒工作，这文字的劳作——它是那工作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也带着奠基性的性质。
众使徒的福音书与书信，如同先知书，若人愿意，可称为"应时之作"；但它们远超乎当时众教会一时一地的利益之上，是写给历世历代之教会的。
整本圣经，虽已成为历史，却按奥古斯丁的话，是神从天上寄给他地上教会的一封信。而对圣经诸书成书所作的历史考察——撇开人可能对它的滥用不论——非但不损圣经属神的性质，反倒卓越地能使我们认识神藉以成就他这件艺术品的奇妙引领与途径。
对圣经诸书成书的这番考察，并不是圣经研究的终结，乃只是开端。围绕圣经，渐渐形成了整整一圈学科，全都以使我们更好地领会它的意义为终极目的。这里只再说以下几点。
第一，圣经诸书不但各自产生，也被收集、合成一部"正典"，即一份服事于信仰与生活之准则的著作清单或书群。这样的收集，有时在个别圣经书卷里就已发生；例如诗篇与箴言就出于不同的人、渐渐汇成一集。这同样的事后来在一切圣经书卷上发生。但这不可被理解为：仿佛是教会造出了这正典、仿佛是教会赋予先知与使徒的著作以正典的权柄。因为那些著作从它们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教会圈中有权柄、作信仰与生活的准则。神的话，先是不成文的、后是成文的，它的权柄不出于人、也不出于信徒，乃出于神——神自己也为它守护、并使它被人承认。
但后来当先知与使徒的著作增多，其旁也时而出现一些著作，不出于先知与使徒、却冒他们的名、或在某些圈中被当作如此；那时教会就有必要把真正的、正典的书，与那假的、伪托的、次经或伪经的著作分别开来，并为前者列一份清单。这在旧约诸书是在耶稣之前的时期、在新约诸书是在主后第四世纪完成的。有一门专门的学科精确地考察这一切，力求把圣经的正典性显在光中。
第二，先知与使徒亲手所写的原稿，无一例外全都失传了。我们所有的只是它们的抄本。而这些抄本中最古的，旧约出自主后第九、第十世纪，新约出自主后第四、第五世纪。所以在原稿与如今尚存的抄本之间，隔着若干世纪，其间经文有它的历史，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变动。
例如，仅举一端：原初的希伯来文抄本里没有元音符号、没有读音符号、也没有分段；这些是数世纪后才加进抄本的。
我们如今所用按章的划分，最早出于十三世纪初；按节的划分出于十六世纪中叶。因这一切缘故，需要有一门学科，用一切可用的辅助手段力求确定原初的经文，并以它作解释的根基。
第三，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希腊文写成。所以圣经一旦传到不懂这些语言的人中间，翻译就成为必要。早在主前第三世纪，人就开始把旧约译成希腊文；后来这样翻译新旧约的工作在许多古语、并再后来在许多今语中继续。自十九世纪外邦宣教复兴之后，这工作又被热心地拿起，如今圣经已全部或部分译成将近四百种语言、全部译成一百种语言。这些译本、尤其古代译本的研究，对正确领会圣经也极其重要。因为每一种翻译，其实也已是对圣经的一种解释。
第四，最后，对圣经的解释，从犹太人的日子起、历世历代、在我们这时代尤为如此，也倾注了极大的用心与劳力。虽然如今确实是"每个异端都有他的字句"、许多解经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但尽管如此，圣经解释的历史却显出一种值得注意的进步，是每一个世纪都有所贡献的。归根到底，是神自己屡屡透过种种人的偏差，持守他的话，使他的意念胜过世界的智慧。
译自 Herman Bavinck，《Magnalia Dei》（1909，荷兰文原著，公有领域）。译文以 CC BY-NC-SA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