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经与信条¶
在使徒的时代以及其后，关乎基督教之本质、并它与犹太教、外邦教之关系的种种分歧，并不缺乏。但更令人惊奇的是那种同心合意——圣经作为神的话，在整个基督教会中被众口一致地接纳。
这首先适用于旧约。在耶稣与众使徒的教训里，旧约一再被提及、被援引。不知不觉地、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旧约的权柄随着耶稣与众使徒的教训，从犹太教会过渡到基督教会。福音把旧约一同带来，离了旧约，福音就无从被接受、被承认。因为福音正是旧约诸应许的成全，离了这些应许，福音就悬在空中；而旧约乃是福音所立于其上的底座、福音由之生长的根。福音无论在哪里得着接纳，旧约的圣经也就随之、并在其中，同时且毫无异议地被接纳为神的话。所以新约的教会没有一刻是没有圣经的；从起初，它就拥有律法、诗篇与先知书。
紧接着，使徒的著作也很快加入进来。这些著作，一部分（如福音书与那些普遍的公函）是为整个教会而定的；一部分（如别的书信）是写给罗马、哥林多、歌罗西等某个特定教会的。
不难想见，这一切著作既出于使徒与使徒式的人物，从起初就在基督徒的众教会中大受尊重，在聚会中被宣读，也被送往别的教会诵读。所以使徒保罗自己就请求：他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信，在那里念过之后，也要在老底嘉教会念；反过来，歌罗西也要读那封他从老底嘉写来的信——那大概指的就是给以弗所的信（西4:16）。而在彼得后书三章15、16节，彼得不但提到他的读者不久前从保罗领受的一封信，也说到这位使徒别的书信——那些信虽含着与彼得所传相同的教训，却有时难以明白，被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从这处虽不能推出当时已有一套保罗书信的汇集，却清楚可见：保罗的著作在远比它们各自所写给的地方教会更广的范围内为人所知。当然，最初时期的众教会，主要还是从使徒及其门徒的口传讲道里汲取它们对福音的认识。
但当这些人相继去世、他们的宣讲止息时，使徒的著作就自然而然越发升值。从大约第二世纪中叶的见证里，我们也知道：福音书、随后书信，都定期在信徒的聚会中被宣读，被援引以证明某项真理，并与旧约的著作等量齐观。到第二世纪末，新约的著作连同旧约的著作，被视为"全部圣经"、"我们信仰的根基与柱石"、那定期在崇拜聚会中被诵读的圣经（爱任纽、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特土良）。关于某些著作（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三书、约翰启示录；巴拿巴书信、黑马牧人书等），是否当算入圣经，长期还有分歧。但对此也渐渐有了更多的清明与同心；那些被普遍承认的著作被归在"正典"（真理或信仰的准则）之名下，并在主后360年老底嘉、393年努米底亚的希坡·勒吉乌斯、397年迦太基的几次会议上，作为如此被登记确定。
旧约与新约这些圣经，构成先知与使徒的根基，一切基督教会都在彼此相通中立于其上、或至少声称立于其上。一切教会都在它们的信条里正式承认这些圣经属神的权柄，并接纳它作信仰与生活可靠的准则。关于这一教义，基督教会彼此之间从未有过分歧或争斗；反对圣经为神之话的争战，早先固然也来自外部，出于外邦哲士——如第二世纪的塞尔苏斯与波菲利——但在基督教内部，则要到十八世纪才起头。
然而教会从神领受这圣经，不是为要安然歇在其上，更绝不是为要把这宝贝埋在地里。反倒，它有一个呼召，要保存、解释、宣讲、应用、翻译、传扬、称扬、护卫这神的话——一言以蔽之，要使那存放在圣经里的神的意念，无论何处、无论何时都胜过人的意念。教会所蒙召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神的话上的劳作、都是对神之话的服事。当神的话在信徒的聚会中被传讲、讲明、应用，当它在约的记号（圣礼）中被分派、在惩戒中被维持时，这就是对神之话的服事。但广义的圣道之职，也包括：使它在自己的心与生活里、在职业与营生里、在家庭与工场里、在学术与艺术里、在国家与社会里、在慈惠与宣教的工作里，向着生活的各面各方被应用、被展开、被带到掌权的地位。教会当作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提前3:15），意思是：它是柱石与根基，托住并维持、坚立真理——不是就真理自身而言（因那样真理是安立在它自己里面、即在神里面），乃是在这地上、面对世界托住并坚立真理。教会若疏忽、忘记这事，就是背弃它的呼召、并挖空它自己的存在。
然而，教会一旦开始尽这呼召，通常很快就显出关乎神之话之意义的分歧。圣灵固然应许并赐给了教会，作引入一切真理的引路者，但教会——无论其整体、还是其各别肢体——并未因此被装备以无谬之恩。早在使徒的众教会里，就已出现各样的谬误，其根源或在犹太教、或在外邦教。而这两者，历世历代都是教会不断有触礁之险的两座暗礁，因此它须以最大的警醒与谨慎来避开。
面对这左右两边的谬误，基督的教会就不得不果断而清楚地宣告：神在他话语里所托付给它的真理是什么。教会这样行，是藉着在或小或大的会议（教会会议/大公会议）中聚集，在那里就某一点确定：照它的确信，什么当算作属神的真理、因而当算作教会的教义。所以那存放在圣经里的真理，自然而然地在每一个信它、拥它入怀的人身上引出一种"信认"（belijdenis）。信认是一切信徒的呼召，也是他们心里的催逼；凡真正全心全魂相信的，就不能不信认，即为那使他得自由的真理、并为那真理在他心里所栽下的盼望作见证（太10:32；罗10:9,10；林后4:13；彼前3:15；约壹4:2,3）。所以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只要它里面真带着圣灵的见证，就信认：神的话是真理。而随着谬误采取越发精细的形态，教会就被催逼，越发用心地向自己交代它所信认之真理的内涵，并以界限分明、毫不含糊的措辞说出它所信的。口头的信认就这样，因情势的催逼，自然而然过渡为成文的信认（信经、信条）。
如今，从不同方面确有人对制订并维持这样一份教会信条提出异议。例如本国的抗辩派就认为：信条与圣经独一的权柄相冲突，剥夺了良心的自由，并拦阻了知识的长进。但这些反对建立在误解上；信条并非要把圣经挤退，恰是要维持它、保护它免遭个人的擅断；信条不是侵犯、乃是支持良心的自由，抵挡那些力图引诱软弱无知之灵魂的各样惑众之灵；信条也不拦阻知识的发展，乃是把它守住、引导在正轨上，并且信条自身在任何时候都当以合法的方式，按圣经这信仰唯一的准则受检验、受修订。
《使徒信经》（十二条）是最古的信经。它固然不是众使徒所拟，却早在第二世纪初就已产生，是从基督自己所颁那三一格式的施洗之命（太28:19）发展出来的。它起初比我们如今所知的略短，但根本型式相同；它是对基督教所立于其上那些重大事实的简短罗列，作为如此，至今仍是全体基督教共同的根基与不可断的联结。在这使徒信经之外，还有另四份带大公（普世）性质、被许多教会接纳的信认文书，即：主后325年尼西亚会议的信条；那在我们《比利时信条》第9条里称为"尼西亚信仰总纲"的信条（它虽收纳尼西亚信条，却又加以扩充，且是相当晚才产生的）；其次是451年迦克墩会议的信条；末了还有那被误称为《亚他那修信经》的，它也在《比利时信条》第9条里作为信经被接纳。
在这一切信经里，所阐述的都是关乎基督、并关乎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头几个世纪的大争战，正是围绕这些。"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这是那统摄一切的问题，是教会必须从主的话里、向自己并向全世界回答的。
一切偏向犹太一边的人，固然愿承认耶稣是一个人、由神所差、装备以非凡的恩赐、被先知的灵所激动、在言语与作为上有大能，但此外终究不过是一个人。而从外邦一边，人固然愿在耶稣里看见一个神子、一个属神的形体，从天而降、如旧约里的天使一般在地上显现片时、取了一个幻影的身体；却拒绝在他里面信认那从父而来、道成肉身的独生者。面对这两种异端，教会就须承接圣经，既维持基督是那真实的、独生的神子，也维持他真是在肉身里来了。经过长久的搏斗，它在上述的信认文书里说出了这一点，并与使徒约翰一同，把凡否认神子已在肉身里来的一切教训，都当作敌基督的加以弃绝（约壹2:18,22；4:2,3）。基督教会藉此维持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与核心、那全然独特的特性。也正因此，那些成就这伟大工作的大公会议与教会会议，对整个基督教有如此重大、根基性的意义。在使徒信经所罗列基督教的诸事实里、在关乎基督位格与神之三一本质的教义里，基督教会彼此之间有一种一致，这一致把它们全体联合起来共同面对犹太教与外邦教，在那分裂它们的可悲分歧中，这一致不可被忘记、不可被抹煞。
但在这共同的根基上，很快也起了各样的不和与分裂。惩戒的实践引出了孟他努主义（第二世纪后半）、诺洼天主义（第三世纪中叶）与多纳徒主义（第四世纪）的分离。更严重得多的，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渐渐酿成的分裂。多种缘由为此出了力：首先是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相厌、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相争、众宗主教与教皇之间对最高权的争执。
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教义与礼仪之别，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希腊教会的信认：圣灵在属神的本质里，不像西方所教导的那样从父与子而出（和子，filioque），乃单从父而出。那时而已一度成立的分离，在1054年得着完全的定局。东方教会——它偏爱自称"正教"，因它自以为比罗马更忠于古教会的教义——因各样宗派（亚美尼亚基督徒；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派；波斯的多马基督徒；叙利亚一性论的雅各派与埃及的科普特人；黎巴嫩的马龙派）从它分离而遭重大损失，尤其因伊斯兰教——它在1453年甚至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
另一面，它藉斯拉夫人的归信得着重要的增益，如今仍作为正教存在于希腊、土耳其、俄国以及少数小国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但在俄国，它的存在因众多而极其分歧之宗派的兴起而被挖空。正如那里的国家，那里的教会也陷在极严重的危机中。
在西方，天主教会的权势在罗马众主教的领导下，一世纪一世纪地扩展。在长期的逼迫与凌辱之后，随着君士坦丁皇帝归信基督教，来了一个安息、得宠与尊荣的时期。世俗化虽然节节增涨，教会从君士坦丁归信到宗教改革这段时期里，仍立下了极大的功劳。正如它在头几个世纪抵挡并胜过外邦教，它后来也殷勤劳作于列邦的归信与欧洲的开化，以可嘉的坚定维持基督教的伟大真理与教会的自立，并有力地促成了基督教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但无论它有何功劳，很难否认：它在扩展与权势的发展中，屡屡朝一个方向行去，那是原初、使徒的基督教所未曾指示的。这尤其显在三方面。
第一，天主教会越发把传统抬高为一条自立的信仰准则，与圣经并列、居其上、甚至与之对立。许多罗马教的教义与实践，例如弥撒、神职人员的独身、对众圣徒的敬礼、马利亚的无玷成胎等，没有一句能从圣经证明，却凭传统得以维持。论到这传统，虽说它只可包含"那在各处、各时、被众人所信的"，但归根到底，某事是否为传统，总是由教皇裁定。
这样，圣经与教会的整个关系，在罗马那里就被颠倒了。圣经对教会不是必需的、只是有益的，教会对圣经却是必需的。因为圣经除非藉那宣告它可信的教会，就没有权柄；它自身不明晰，要藉教会的解释才变得明晰；它不在教会之先、不是教会的根基，反倒教会占首位、并构成圣经所立于其上的根基。先知与使徒固然有份于默示之恩，教皇当他"以座椅权威"（ex cathedra）、以其教皇身份说话时，也享有圣灵特别的扶助与引导，并且无谬。这样，教会就在自身里足够了，必要时可以没有圣经；它是那唯一、真实、完全的救恩中保；是众圣礼中一切恩典之福的拥有者与分派者；是恩典的媒介之最卓者，是神在地上的国度与政权。
第二，天主教会把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白白的恩典、罪人惟独因信、不藉律法之功而得的称义——若非全然丢失，也是搀杂了极不纯的成分，如此就把律法与福音的分别弄混了。这种对原初福音的败坏，早在头几个世纪就已出现。但后来它增长，并被正式认可。在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之间那场至今在原则上仍延续的争战里，罗马教会尤其在宗教改革之后，越发地——不在名义上、而在实际上——选了后者一边。神固然赐给那听见福音的人以能力，使他能悔改、并在悔改中坚忍。但立志与成全却系于人自己。他必须藉善行为自己挣得进神国的门。
这些善行在罗马那里分为两大类：为遵守那对众人普遍有效的寻常诫命之工，以及为成全基督在那些诫命之外还加添的劝谕（独身、清贫与顺服）之工。前一条路是好的，后一条却更好，更难却也更短更稳；前者适于俗众，后者适于修士与修女。凡行在这善行之路上的，就藉圣礼从教会一次次领受恩典，多少照他所配得的。末了，他若坚忍到底，既不在重生时、甚至也不在死时，乃要在炼狱里居留多年之后，才到天国。
第三，天主教会很早就在神职与俗众之间作出分别。不是信徒之总体、乃惟独神职人员，才是本义上的祭司。而在神职阶层里，又渐渐加进了各样的等级之分。
在新约里，"长老"与"监督"是同一职分之人的称呼。但早在第二世纪，这合一就被丢失了；监督（episcopus，主教）被高抬远在执事与长老（或曰presbyter、司铎）之上，渐渐被看作使徒的继任者、传统的守护者。这些主教下辖座堂议员、堂区神父、副神父，其上则有大主教、宗主教、末了是教皇。这整个枝节繁多的教会圣统，收束于教皇——他在1870年罗马的梵蒂冈会议上被正式宣告为无谬。他是全教会的"父"（papa，教皇），是"至高的祭司"、彼得的继任者、"基督的代理者"、最高的立法与司法之权，藉一大班官员的团体（教廷：枢机、高级教士、代诉人、公证人等）治理全教会。
这些谬误起初以小小的偏离开始，却在历世历代中越来越大。它们已经、并仍在朝这方向发展：那自古的基督教、大公教会，越发过渡为越山派、罗马派（与罗马那教会不可分地捆绑）、教皇派——在其中，基督的母亲马利亚、并基督的代理者教皇，把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越来越挤到后面去。上述这三个谬误，是对基督之先知职、祭司职、君王职的削减与侵犯。
教会这番败坏，并非没有一再兴起的有力抗拒。尤其在中世纪，不乏有志改良的人物与思潮。但这一切运动当时收效甚微；一部分悄然过去，没留下多少果子；一部分则被强力镇压、湮没于血中。对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人也动用了这些镇压与铲除的手段，但这一次不奏效了。这是因为那时代已为一次改革成熟。教会陷在如此深的宗教与道德败落中，以致连它自己的儿女也不再信任它；处处有一种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有一种渴望，盼有什么事发生；而那些——例如在意大利——讥诮一切宗教与基督教、堕入彻底不信的人，为数也不少。没有宗教改革，教会会落到什么地步，难以断言；宗教改革对罗马教会也成了祝福，正如它今日对它仍是祝福。
再者，宗教改革并非当时宣告新时代来临的唯一有力运动。有别的运动在它之先、与之偕、随其后，各在其领域里同样重要。印刷术与火药的发明、自由市民阶层的兴起、美洲的发现、文学与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这一切重大的现象与事件，都是自我意识觉醒、从中世纪过渡到新时代的征兆。
宗教改革虽出于自己的原则、追求自己的目标，却被这一切运动所承载、所支持。
而且——这一点绝非最不要紧——宗教改革在它对罗马教会的抗拒中，是从根上攻击那祸患。它不满足于形式上外在的改良，乃要那败坏的根由被除去。为此它自然需要一个稳固的出发点、一个可靠的标尺、一个积极的原则。而它就在——面对罗马教会的种种传统——基督的话里找到了这原则：这话在它自身之内、并因它自身而可信，对教会的生命与安康是必需的，同时也是完全足够而明晰的；在——面对罗马所把救恩系于其上的善行——基督的工作里：这工作是完全的，无需人的补足；在——面对那自称是基督无谬之代理者的教皇——基督的灵里：这灵已浇灌在教会中，引导一切神的儿女进入真理。
宗教改革达到这积极的原则，不是藉学术的探究与思辨，乃是藉那负罪之心的经历——那心到头来惟独在神白白的恩典里找到和好与赦免。宗教改革不是一场哲学的、学术的运动，乃是一场宗教-道德的运动。许多人归附它——正如一切分离分裂中常有的——是出于不纯、不高的动机；但它的核心，是由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所构成的，他们在罗马的压制下呻吟，如今在救主脚前重新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安息。
路德就停在这罪得赦免的经历上。对他，寻见"一位施恩的神"已经足够。他固然从他所据的这立场，比罗马的基督徒——在后者那里，自然之物总带着世俗的性质——更自由、更宽广地环视整个世界；但他安歇在惟独因信所得的称义里，就把一切属世之物，艺术与学术、国家与社会，都听凭其自然的命运。路德宗的改革局限于讲道之职的恢复。当它从圣经里找到"人如何得救"这问题的答案时，就不再作进一步的工了。
但对在瑞士着手改革的慈运理与加尔文，工作才刚由此开始。他们也是来到改革，不藉理智的推论，乃藉罪与恩、罪咎与和好的经历。然而这经历固然是他们的出发点，却不是他们的终点与安歇点。因此他们钻得更深、追得更远。在那于罪得赦免中显明的神的恩典之后，乃是神的主权，是神那无限而可敬拜的本质，连同他一切的美德与全备。神若在救恩之工上是主权的，他就永远、处处都是主权的，在创造中如同在再造中。他若在心里作了王，他就必也在头脑与手中、在家庭与工场、在国家与社会、在学术与艺术里作王。"人如何得救？"这问题还不够，它必须被归结为另一个更高、更深、包罗一切的问题："神如何得着他的荣耀？"因此，对慈运理、尤其对加尔文，当他们在十字架的血里为自己的心找到平安时，改革的工作才刚开始。可以说，整个世界向他们敞开，不是要听凭它自然的命运，乃是要藉神的话与祷告贯透它、圣化它。他们从最近的周遭开始，从他们所居的教会与城市；他们不但恢复讲道之职，也恢复崇拜与惩戒；不但恢复主日的宗教生活，也恢复平日的市民与社会生活；不但恢复市民的私人生活，也恢复国家的公共生活。由此他们的改革扩展到别的国家。路德宗的改革主要局限于德国与丹麦、瑞典与挪威。但加尔文的改革在意大利与西班牙、匈牙利与波兰、瑞士与法国、比利时与荷兰、英格兰与苏格兰、在美洲与加拿大得着接纳。若不是被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在许多国家所抵制、逼退、铲除，它本要给罗马的世界霸权画上永久的句号。
但事情不容如此。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被罗马的教会所反对——它在特伦特会议上自觉地与之对立，并在既定的路上继续前行。宗教改革自身也因内部的分裂与无休的争执而削弱。而在同一个十六世纪，与它并起的还有苏西尼主义与重洗派，二者都从同一个根本思想出发，即自然与恩典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因此不是把恩典献祭给自然、就是把自然献祭给恩典。这同一个对立——创造与再造之间、属人的与属神的之间、理性与启示之间、地与天之间、人道与基督教之间，或人还可以怎样称呼这对立的两端——这同一个对立，后来直到今日也一直在作用。十六世纪就已发生的分离与分裂，并没有到此为止。此后每一个世纪都增添它的数目。十七世纪催生了荷兰的抗辩派、英格兰的独立派、德国的敬虔主义。十八世纪又加上主护城弟兄会、循道宗与斯威登堡主义，并且一切教会都被自然神论的洪流所淹没。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十九世纪初，罗马教会与更正教会中都发生了一场有力的宗教觉醒。但尽管如此，分离仍不断增多：达秘派与尔文派、摩门教与招魂术以及各样别的宗派把众教会一块块剥落，而这些教会自身也往往被一种疑惑与冷漠之灵从内里削弱、蚕食。在众教会之外，一元论的势力以唯物或泛神的形态组织起来，向整个基督信仰发动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如此看来，基督教会之合一与大公，似乎一切盼望都断绝了。按通常的估算，住在地上约十五亿多人中，约有一千万犹太人、一亿七千五百万伊斯兰教徒、二亿一千四百万婆罗门教徒、一亿二千万佛教徒、三亿儒教徒、一亿四千万神道教徒、一亿七千三百万多神教徒。基督徒合起来还只占地上居民的三分之一，即约五亿三千四百万，彼此又分为二亿五千四百万罗马教徒、一亿零六百万希腊教徒、一亿六千五百万更正教徒，以及别的许多群体与宗派。〔按：此为巴文克1909年成书时的估数。〕
在这里有一样安慰——基督从各族各方、从各民各国招聚属他的人；他必领他们众人来，他们也必听他的声音。将来必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约10:16）。
译自 Herman Bavinck，《Magnalia Dei》（1909，荷兰文原著，公有领域）。译文以 CC BY-NC-SA 授权。